最新研究

本節主編：陳旻

章節摘要

智力的影響，相信讀者在學生時代或是現在都是感同身受。但是，一個人的智力是生下來就註定的，還是可能跟後天影響有關係呢？另外，智力對於生活的影響僅止於學歷跟考試成績嗎？還是會有更深一層的影響？在這一節中，我們將透過近幾年的研究，探討何種因素會影響一個人的智力，以及智力在生活中各方面的影響力。在9.3.1節中，我們將引用兩篇發表在期刊中的文章，比較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的智力發展，和在白人和黑人之中哪一種人普遍擁有比較高的「能力傾向」。第二節中，我們將看到被認為是智力影響的關鍵因素之一——教育，對於智力的真實影響為何。而這可能關係到你是要天賦異稟，還是要努力向上擠進名校，才能成為一個公司的CEO。在下一節，我們將會從生物學以及社會學的觀點出發，佐以「性別角色協調假說」，介紹生理或心理性別的差異，究竟會不會影響一個人在空間知覺和空間想像方面的認知能力。而在最後一節，我們將重新檢視1994年赫恩斯坦和莫里所著的暢銷書「鐘形曲線：美國社會中的智力與階層結構」中所提到的問題，藉由引用最新研究來探討智力對於個人社經地位，以及整體社會經濟的影響為何。

一、區域及人種差異

本節作者：陳君彌

1.智力與區域差異

討論到智力，我們就不能不好奇世界各地的人們是否擁有同樣的智力，若否，又是什麼樣的因素影響了它們呢？在Leóna(2015)[1]的文章中探討了地理因素──尤其是「經緯度」對人類複雜認知能力的影響，所謂「認知能力」指的是腦部神經網絡所控制的我們如何去理解這個世界並做出行為的能力，它涉及。我們可藉由這篇文章初步了解造成世界各地人們智力差異的原因。

  • 高緯度地區的人更聰明?

　　首先，高緯度地區的人們被假定比起低緯度地區的人擁有更高的複雜認知能力，造成這個現象的第一個原因是:高緯地區的嚴寒冬天會刺激人類的生存本能，進而使認知能力進步；而住在熱帶地區的人們卻缺少這種氣候的挑戰與進步的機會。再加上寒冷可以殺死病原及寄生蟲，炎熱卻會孳生蟲害，這也造成高緯度地區的人們比起低緯度地區擁有更強健的身體。

　　而第二個原因則是緯度愈高，紫外線輻射量就越低，維他命D3也越低，而這兩者的減少會造成人體性荷爾蒙的減少，生育減少的情況下便會造成家庭規模縮小。一旦從大家庭變成小家庭，平均每個孩子便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照顧，孩子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受教育機會；而寒冷的天氣也會使成人不想出門，父母因此擁有更多機會待在家裡陪伴孩子。此外，低緯度地區維他命D3的高含量也被認為會使孩子在玩樂與學習的平衡中，更傾向於玩樂的一邊，較少學習的結果就是使得複雜認知能力低於高緯度地區的孩子。

  • 緯度絕非唯一影響因素

　　然而，這樣的假定在實驗過後卻被發現只在近東歐的非洲地區較為明顯，以外的地區則會減弱影響，一開始被認為是經度造成的問題，但在實際研究過後卻無法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是經度造成這樣的影響。可能的原因是緯度與紫外線的影響受到海拔、臭氧層厚度、雲層、汙染、水和植被等因素干擾，而這些因素在「非」近東歐的非洲地區影響較大，像是淺膚色的人對於紫外線本就較於敏感，因此臭氧層的破洞可能會影響他們的生理而使得複雜認知能力降低。另一可能原因則是人類祖先遷徙到各處的千百種路線差異造成，當一個地區人民的祖先經過複雜的遷徙後，影響複雜認知能力的因子會增加，使得我們難以透過最後定居的緯度去進行判斷。相反地，近東歐非洲人的祖先卻幾乎全是規律地縱向從南方遷徙至北方。文章對於這樣的地區影響差異提出一個極端且明顯的例子：學者在新加坡研究後發現，新加坡人擁有世界上最高的複雜認知能力之一，然而眾所皆知新加坡位於赤道附近，是個名符其實的低緯度熱帶國家，這就是因為新加坡人大多是中國人遷徙過去。同時，研究也特別提到，當一群人在遷徙過程歷經過高緯度地區的嚴寒後，當他們在回到熱帶地區時，他們在高緯地區練就的生存能力與認知能力會使他們即使在差異如此劇烈的環境也能生存下來，像是祖先聚居在西伯利亞，現居厄瓜多的美洲印第安人，他們在西伯利亞得到出色的多巴胺接收及養育孩子的能力。

　　由上述可知，地理對於複雜認知能力的影響絕對不是穩定不變的，其中包含了極其多元的影響因素，甚至任何政府政策，像是家庭計畫、污染防治等都有可能影響到複雜認知能力的變化。熱帶國家雖比溫帶國家要晚從大家庭轉變成小家庭，但透過避孕方法的發達，國家節育計畫的實施，在孩童總數減少後教育機會也能相對提高，進而促使低緯度地區人民複雜認知能力的提升。

2.智力與人種差異

　 Coyle在2016年發表的研究[2]之中提到了白人與黑人族群在「能力傾向(Ability Tilt)」上的差異，並藉此結果來支持分化理論與投資理論。此處的「傾向」被定義是在三種性向測驗(SAT、ACT、PSAT)中數學與語言成績的個體差異，數學成績高於語言成績者擁有「數學傾向」，語言成績高於數學成績者則擁有「語言傾向」，且兩成績差異越大代表該傾向越強烈。該實驗取樣的黑白族群間存在智力差異，取樣的白人平均智力是高於黑人的。

　　知道了這些研究前提，在觀看研究結果之前，我們還可以先知道何謂分化理論與投資理論，在能力傾向的主題上，「分化理論」主張高能力的個體會有高程度的能力傾向；「投資理論」主張能力傾向對其相反性質能力之傾向有負面影響。

　　關於這個研究的結果，可以歸納為幾點來看:**

  1. 白人的數學傾向大於黑人，在語文傾向上則兩者差異不大。
  2. 白人的整體能力傾向比黑人更為強烈。
  3. 擁有數學傾向者擁有較高的數學能力，但擁有較低的語文能力，於語文傾向上亦然。
  4. 白人的特定能力傾向與就讀該能力相關科系有更高的關聯度。**

　　第1、2點結果首先證實了「分化理論」的主張，由於該實驗中白人的智力是高於黑人的，白人也因此顯示了更高程度的能力傾向，這也可以被說成是在數學方面的認知專業化在較高智力層級會加劇。研究者同時也對白人的數學傾向狀況作出解釋，該研究者認為白人比起黑人有更強烈的數學偏好，因此白人會花較多時間去上數學課程或任何能幫助他們產生數學傾向的事。

　　第3、4點則證實了「投資理論」的主張，當一個人花更多時間在數學上時，雖然能夠使其擁有較高數學能力並產生數學傾向，但同時也剝奪了花在語文上的時間，進而降低了語文能力。另外，傾向、能力與科系之間的關聯則是源於人們會希望選擇參與與自己的興趣或專長相關聯的事務，這就包括選擇就讀自己擅長的科系或是參加自己喜歡的社團活動、聽感興趣的課外演講。進一步說，特定活動的傾向會形塑出行為與經驗，因此當一個人在中小學獲得較出色的數理成績時，他會比擁有出色語文成績的學生更有意願去就讀數理相關科系。

　　綜合上述，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何該研究會產生如第4點的結論，當白人比起黑人擁有更強烈的數學偏好，這種強烈偏好便會大大增加他們就讀數理科系的意願，並因此產生白人的傾向與就讀科系間的關聯高於黑人的結果。

　　同樣的研究在過去也曾被放在兩性之間做討論，結果如同眾人所熟知，男性擁有較大的數學傾向，女性則擁有較大的語文傾向。然而因為兩性的能力差異極其細微，我們在兩性的能力傾向研究上便難以證實如分化理論之類的結果。

　　最後，需要被強調的是，無論是數學傾向或是語文傾向都「與智力無關」，他們也因此與受試者SAT的總成績無關，因為該總成績是與智力高度相關的。能力傾向反映的只是受試者的「特定能力」比另一能力出色，以及與該特定能力同性質的學業與職業成就。由於能力傾向實驗同時取樣包括天才與庸才，智力並不會對能力傾向產生影響。

二、智力和教育

本節作者：王柏家

　　智力和教育的關係是什麼?是單向或是雙向的影響？從直觀來說，越高的智力和學校的成績表現應該會有正相關，而許多的研究及著作也支持這項論點[3];[4];[5];[6]，而良好教育是否對智力有正面的影響，還是說這兩者之間有正向的循環?

　　對學校成績而言，智力是一個強力的預測指標[7]，而且在越複雜的環境中，智力扮演的角色也越吃重。而著名的弗林效應(Flynn Effect)，也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智商越來越高的現象，或可以說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而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便是20世紀教育的普及[8]。整體來說，普及的教育，造成了整體智力的上升，不過這是總體的效果，對個人而言不一定適用，透過教育是否能增加智力仍然有爭議，但是越高的教育程度，通常也代表了越高的社經地位，掌握越多的財富和權力[9]，因此現在的父母從小便灌輸用功讀書的觀念，也是有其道理。

　　舉例而言，想要當上財星500大企業的CEO，是非常困難的挑戰，而在1996年到2014年之間，大約有37.5%到41.0%的CEO，他們的認知能力是屬於最頂尖的1%。在這500大企業的CEO間，越高的教育程度與認知能力是和公司的總收入有正相關。儘管財星500大企業的CEO有著高等的教育和認知能力，但是更廣泛的和其他人比起來，例如，政治家、法官、億萬富翁、記者、學者、有權勢的人，和其他事業有成的精英，這些CEO的教育和認知能力並沒有在頂端。如果想成為一個CEO，讀哪間學校可能有關係，因為越菁英的學校，佔的比例越高，目前還不清楚是否是最初的認知能力和動機，在大學或研究生受到的實際教育和智力刺激，還是履歷上的名校光環，和在名校中累積的人際網絡，幫助打開未來機會的大門。不過最有可能的，是這兩種原因和其他因素混合再一起。[10]

　　智力越高的人，通常所受的教育也會越多，而因此在某些議題上的態度和那些相較之下所受的教育較少的人有所不同。已經有為數不少的研究已經證明，相較於一般普羅大眾，美國學術界中，自由派(liberal)或民主黨(Democrat)的人比較多，而且在特定的議題例如同性戀，傳統性別角色，所持態度都比較開放。[11]

　　智力是被認為能直接增加壽命的因素之一，因為智力較好和受過教育的人能夠更好地了解信息，因果關係和風險。他們能夠更好地預測在日常生活中自己的行為後果，以及更可能對於健康相關的任務運用他們的知識和見解。一個人的健康管理，是類似在工作或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情況下的認知任務 。更進一步說，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能夠減少愛滋病的盛行率，不過這僅限於對15歲以上的女生，因為通常0到14歲感染愛滋病是透過遺傳而非不安全性行為，因此累積人力資本無法對這個區間的人顯著地降低感染愛滋病的機率。[12]

三、性別對於認知能力的影響

本節作者：許閔媗

　　您是否察覺到，在大學中，理工相關科系男女比例上的懸殊? 文科方面，女性學生則佔了大多數? 而在此教育現象背後，便有著龐大的心理研究資料和實驗數據所支持著。在Reilly(2016)的研究[13]中，直至今日，心理學家仍積極探討著，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對於不同認知能力的支配與掌控。早期研究認為，這些能力的性別差異是建構在先天性因素如賀爾蒙和胼胝體的作用下。然而，隨著更多實驗指出，個人的社會化過程更能充分說明性別與認知能力的交互關係，舉凡父母對於兒女寄予不同的期待，至性別刻板印象對個人成長背景的影響等等。

　　1979年，S.C. Nash提出了「性別角色協調假說」，提及個人對於自我的性別角色認同，比起與生俱來的原始性別，更能夠解釋以性別分類的人格特質。陽性特質負責了空間推理和數學邏輯等能力，而陰性特質則促進口說能力和語言天賦。這些性別差異對於個人的稟賦、性格和思考模式皆有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

　　近年來的心理學家便以檢驗「性別角色協調假說」為宗旨，致力於大量有趣而深入的實驗，而給予我們完善的解答。測試空間認知能力的相關實驗，可分為三大領域，依序是腦力旋轉(mental rotation)、空間知覺(spatial rotation)、與空間想像(spatial visualization)。而在語言認知能力方面，並沒有準確的分類，對於口說的流暢性、閱讀理解和寫作表達能力皆有相關探討。

  • Bem性別角色指標

　　如前面所說到，相較於先天性別，我們更注重於心理性別對於認知能力的影響，309位實驗對象(105位男性，204位女性)參與了Bem(1974)性別角色認同測驗，填寫興性別相關的人格特質問卷，而後被歸類為陽性、陰性、混合性和無區別等四個組別。

  • 空間認知能力實驗例子

    范登堡心理旋轉測驗(Vandenberg Mental Rotation Task)

　　首先，參與者被要求從四個選項中選出兩個與目標物相同，但旋轉角度不同的3D圖像。反應時間和答題分數將被記錄下來。接著，參與者會要求完兩組方塊組合遊戲。此實驗測試的是空間認知能力的腦力旋轉領域，結果顯示，男性領先女性，而擁有陽性特徵的人也得到比較高的分數。

  • 語言認知能力實驗例子

    同義詞聯想測驗 (Synonym generation task)

　　參與者將被給予一個詞彙(從strong, dark, wild, sharp, turn and clear抽出)，並被要求在60秒的時間內，盡量寫下越多的同義詞。此實驗結果顯示，擁有陰性特質的群體在語言認知能力方面較為突出。

　　心理學家根據這些研究資料分析得知，生理性別和個人性別角色認同在空間認知能力上都有顯著的差異，符合了擁有陽性特徵的人較擅長於空間推理相關能力。在腦力旋轉和空間知覺有明顯的性別區別、而在空間想像則較為輕微。另外，在語言認知能力方面，若以先天性別為衡量依據，出乎意料的則是背離了早期研究與之相關的結論。陰性的性別角色才是主導此能力的發展。以上正呼應了性別協調假說，驗證了不同性別角色認同對於空間與語言認知能力的協調作用。

四、智力與經濟

本節作者：陳鴻佑

　　在1994年哈佛大學教授理察‧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 (1930~1994))和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學者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出版了一本著名的著作「鐘形曲線：美國社會中的智力與階層結構（The Bell Curve）」，強調了智力對於個人社經地位有極大關聯。

　　若將智力對於個人層級的影響提升到社會層面來思考，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於1969年首次提到智力資本概念，而美國學者托馬斯·斯圖爾特(Thomas A.Stewart (1948~))在美國期刊財富上定義了智力資本的 “ H—S—C ” 結構。而觀察基於智力資本概念的經濟模式，1996年世界經合組織發表了題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報告，該報告提出「知識經濟( Knowledge Economy )」的定義: 「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一般認為，「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個概念。然而，「知識經濟」並非單純智力或知識的聚集，而是知識和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互相激盪的產物。

　　國外心理學近幾年的最新研究也有許多論文針對「智力」與「經濟」關聯的研究，試圖回答智力在經濟發展中的意義。本節將採文獻分析法由二個層次討論智力與經濟的關係

  • 智力對個人社經地位影響
  • 智力與整體社會經濟

1.智力對個人社經地位影響

Jencks(1972)的一項取樣自美國男性的經典研究[14]發現了IQ與收入間的關係有0.310的相關度，而Irwing(2006)的英國研究[15]進一步指出，分析來自英國受試者8歲時的智商，比較受試者43歲時的收入發現，其相關度有達0.368男性與0.317女性。

　　在美國也有類似的研究，Zagorsky(2007)的論文Do you have to be smart to be rich? The impact of IQ on wealth, income and financial distress[16]研究了美國嬰兒潮的資料發現，IQ每上升1，年收入會增加$243至$616不等。值得玩味的是，此研究同時也發現經濟壓力例如面臨破產、卡債、積欠帳單的機率是呈現二次多項式的關係(quadratic relationship)，也就是說，IQ高的某部分人，其實有更高的機率面臨經濟困難。

　　Shamosh(2008)的一篇論文[17]也指出，擁有較好自制能力的人智商較高，而自制能力較高的人較能有效管理財產，可能因此進而保持自己的社經地位優勢。

2.智力與整體社會經濟

　　Carl(2016)在Intelligence的研究IQ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cross local authorities of the UK[18]比較了英國404個地方政府的區域經濟與智力的關聯。首先區域平均IQ由“Understanding Society”在2011年至2013年進行的一項面對面調查，由多項測試項目包括長期記憶、短期記憶、算數、語言流暢度等組成的認知能力評估（見下圖一）。再根據英國政府的統計部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資料，得到社會經濟變數(socio-economic variables) r。比較兩者關聯，發現有以下關係（見下圖二）:

圖一 地區平均IQ直方圖，約成常態分佈。 Noah (2016)

圖二 社會經濟與IQ關係圖，Noah (2016)

由圖二可明顯看出，社會經濟與IQ呈現正相關。

　　Carl(2015)的研究[19]同樣針對英國區域差異與IQ的關係也有類似的發現。

　　Hafer(2015)的論文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IQ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20]可以很好的承接本小節與上一小節想討論的問題。 Hafer由其他研究論文歸納出兩個心得:

　　微觀: IQ較高的個人傾向有更多的儲蓄。

　　宏觀: 平均IQ較高的國家國庫擁有更多存款。

　　接著他做出一項假設: 這些平均較高的國家是否基於較多存款而也有較好的經濟發展?

　　透過大量的取樣並用多種研究方法衡量經濟發展，仍發現結論與先前相仿，IQ對經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標。

3.總結

　　本節討論了以個人角度出發的微觀視野以及從整體經濟的宏觀視野來討論IQ與經濟的關聯，由以上多篇論文分析可知，不論小至個人大至整個國家經濟體，IQ對人類經濟活動都是十分有影響力的指標， 包括儲蓄金額、收入、社經地位、經濟發展等等都息息相關。

參考資料

  • [1]Burga-León, A. & León, F. R. (2015). How geography influences complex cognitive ability. Intelligence, 50, 221-227. doi: 10.1016/j.intell.2015.04.011
  • [2]Coyle, T. R. (2016). Ability tilt for whites and blacks: Support for differentiation and investment theories. Intelligence, 56, 28-34. doi: 10.1016/j.intell.2016.02.002
  • [3]Bartels,M. Rietveld M,J. Van Baal G,C. & Boomsma D,I. (2002)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 [4]Brody, N., (1992) Intelligence Academic Press
  • [5]Neisser, U., Boodoo, G., Bouchard, T.J. Jr., Boykin, A.W., Brody, N., Ceci, S.J., Halpern, D.E., Loehlin, J.C., Perloff, R., Sternberg, R.J., & Urbina, S. (1996) Intelligence: Knowns and Unknow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2) 77-101
  • [6]Sternberg, R.J., Grigorenko, E.L., & Bundy, D.A. (2001)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IQ.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47.1 1-41
  • [7]Roth, B., Becker, N., Romeyke, S., Schäfer, S., Domnick, F., & Spinath, F.M. (2015) Intelligence and school grades: A meta-analysis. Intelligence, 53, 118-137. doi:10.1016/j.intell.2015.09.002
  • [8]Baker, D.P., Eslinger, P.J., Benavidese, M., Peters, E., Dieckmann, N.F., & Leon, J. (2015) The cognitive impact of the education revolution: A possible cause of the Flynn Effect on population IQ. Intelligence, 49, 144-158. doi: 10.1016/j.intell.2015.01.003
  • [9]Wai, J. (2014) Investigating the world's rich and powerful: Education, cognitive ability, and sex differences. Intelligence, 46, 54-72. doi:10.1016/j.intell.2014.05.002
  • [10]Wai, J., & Rindermann, H. (2015) The path and performance of a company leader: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ducation and cognitive ability of Fortune 500 CEOs. Intelligence, 53, 102-107. doi:10.1016/j.intell.2015.10.001
  • [11]Carl, N. (2015) Can intelligence explain the overrepresentation of liberals and leftists in American academia. Intelligence, 53, 181-193. doi:10.1016/j.intell.2015.10.008
  • [12]Kodila-Tedika, O., & Asongu, S.A. (2015) Intelligence, human capital and HIV/AIDS: Fresh exploration. Intelligence, 53, 154-159. doi:10.1016/j.intell.2015.10.005
  • [13]Reilly,D., Neumann, D.L., & Andrews, G. (2016) Sex and sex-role differences in specific cognitive skills. Intelligence, 54, 147-158. doi:10.1016/j.intell.2015.12.004
  • [14]Jencks, C., Smith, M., Acland, H., Bane, M.J., Cohen, D., Gintis, H., Heyns, B., & Michelson, S. (1972) Inequality-A Re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Family and Schooling in America. Basic Books
  • [15]Irwing, P., Lynn, R. (2006)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hood IQ and Income in Middle Ag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s Studies 31(2) 191-196
  • [16]Zagorsky, J.L. (2007) Do you have to be smart to be rich? The impact of IQ on wealth, income and financial distress. Intelligence, 35(5), 489-501. doi:10.1016/j.intell.2007.02.003
  • [17]Shamosh, N.A., DeYoung, C.G., Green, A.E., Reis, D.L., Johnson, M.R., Conway, A.R.A., Engle, R.W., Braver, T.S., & Gray, J.R. (200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Delay Discounting-Relation to Intelligence, Working Memory, and Anterior Prefrontal Cortex. Pstchological Science 19(9) 904-911
  • [18]Carl, N. (2016) IQ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cross local authorities of the UK. Intelligence 55 90-94. doi:10.1016/j.intell.2016.02.001
  • [19]Carl, N. (2015) IQ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cross regions of the UK.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48(3) 406-417 doi:10.1017/S002193201500019X
  • [20]Hafer, R.W. (2015)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IQ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telligence 55 7-13 doi:10.1016/j.intell.2015.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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