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理反應
心理的壓力反應跟生理反應不同的是它往往是從對外界環境的認知與解讀中學得的，壓力情境所引起的情緒反應如焦慮、憤怒、沮喪及憂鬱，當壓力存在時，我們的情緒便可能隨著因應策略的效果，在上述情緒中來回轉動。以下將詳述這幾種壓力反應：
1.焦慮
焦慮為最常見的壓力反應，是一種內心動盪不安不愉快的狀態，通常伴隨著緊張的行為。焦慮與恐懼時常一起出現，因此會使人將兩者混淆，但兩種症狀是不同的，前者是對真實或是感知到的且做出直接的反應，而後者是對於未來威脅的期望。 焦慮是一種不安和擔憂的感覺，而長時間的焦慮可能導致精神與生理狀況的異常。
當人在遭遇或對抗重大壓力後(包含不可控制的天災、身體或心理受到脅迫)，其心理狀態失調而發展出與焦慮相關的嚴重症狀則稱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order,以下簡稱PTSD)。PTSD的症狀內含有：
·對世界所發生的一切感到麻木，對其他人產生一股疏離感，會認為自己與親朋好友間情感薄弱，對以往的活動失去興趣，經常呆坐且對周遭視若無睹。
·重複經歷起創傷事件，例如在睡夢中重複體驗創傷事件，導致遲遲不敢入睡進而引發失眠；對類似的情境感到恐懼，會將周遭的情況與過去的災害自動連結，而戰戰兢兢。
·無法集中注意力或是過度保持戒心，對任何無預警發生的事都會有很大的反應而不能安穩的過正常的生活。
·產生「倖存者罪惡」，對於其它自己無法拯救的故者，因為自己的存活而感到愧疚自責。
對於多數人來說，PTSD始於事件發生後三個月，而對於某些人，可能在事件過後六個月或甚至一年才會出現PTSD跡象。PTSD可能發生在任何年齡的人身上，甚至連小孩也不例外。有些患者會在六個月內好轉，有些患者則可能會患病更長時間。
而人為災難(如性侵害、霸凌、恐怖事件或戰爭)比天災更容易引起PTSD，原因有兩個：一、人為災難大多受影響的為個體、而非整個社群，單獨經歷的痛苦更容易引發PTSD。二，人為造成的創傷動搖我們相信人生和與人為善的信念，在信任被破壞時也容易發展出PTSD。
若是曾經待過軍隊，可能接受過令人毛骨悚然而且有生命危險的任務、遭到槍擊、看到同伴遭到射擊、或是見過他人死亡，這些都是可能導致PTSD的事件。專家認為PTSD的發生人數：大約30%的越戰退伍軍人、近10%的波斯灣戰爭（沙漠風暴）退伍軍人、大約25%的阿富汗戰爭（持久自由行動）退伍軍人，以及伊拉克戰爭（伊拉克自由行動）的退伍軍人戰鬥中的其他因素可能會使本已十分緊張的情況增加更多壓力，並導致PTSD或其他精神健康問題。
2.憤怒
另一種常見的壓力反應是憤怒，過激的憤怒可能會引發攻擊行為。我們可以用挫折─攻擊假說(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來說明：當個人在達成目標的過程遭遇阻礙，會激發起攻擊性驅力，針對導致挫折的人或物產生破壞性行為。例如:許多父母疼惜孩子，不忍心讓孩子在早年承受到一點點挫折，萬一遭遇到挫折，則鼓勵孩子將失敗歸因於外在(即所以的錯都是外力造成跟自身行為無關)，父母無法教導孩子內在歸因(自我反省，並找出自己與挫折間的關聯)久而久之，這些備受呵護的孩子們，會變得連一點挫折容忍力都沒有，當有一天父母不再身旁時，發生了重大的挫折時，這群不知如何承受的孩子們便會開始將這巨大挫折感所引起的負面能量轉化成對外在環境並逕行攻擊。
在一九四一年時，米勒(N.E. Miller)修正了挫折攻擊假說，認為每一個挫折都會引起攻擊性驅力，但若驅力太小時，還是不會引起攻擊行為。如果挫折繼續存在而沒有得到宣洩，攻擊性驅力就會持續升高。
挫折的來源有時屬於有權威階層（如父母、師長、老闆、上司等），有時來源並不具體，而無法直接予以攻擊。人們感覺憤怒卻無處宣洩，便會尋求其他目標發洩怒氣，進而出現替代攻擊，即對無辜者而非挫折來源攻擊。攻擊替代者和直接攻擊挫折的施加者一樣，可以達到宣洩的效果，而替代的對象和挫折的對象如果性質上越相近，其宣洩的效果就越大。例如：工作時遭受斥責可能轉向家人宣洩憤怒；在學校被霸凌的兒童可能轉向破壞公物。
不過攻擊行為是否真能使攻擊性驅力達到宣洩作用，尼爾遜(E.A. Nelsen)一九六九年以孩童為研究對象，發現攻擊行為並不會降低攻擊驅力，意即兒童仍然保持一樣的攻擊性，甚至還有提高攻擊行為的傾向。科學家亦曾以大學生做電擊別人的實驗，也發現當攻擊行為增加時，懲罰別人的傾向也跟著增加。社會上許多攻擊事件也顯示攻擊者常有連續攻擊別人的情形，並不會因攻擊行為而降低其攻擊性。
3.冷漠與憂鬱
雖然說主動出擊面對挫折是常見反應，但也是會有退縮及冷漠的現象。習得無助感理論描述個體面對挑戰情境時的一種消極心態，縱使輕易成功的機會擺在面前，也缺乏嘗試的勇氣。再遇上無法控制的事件，動物會從無法逃避的經驗之中學到無助，即便後來的情形已經是可以逃離的情況也一樣，這種習得的無助感難以克服。習得的無助感通常包括三個要素，即
面臨失敗時，有放棄的傾向；
避免把失敗歸因於個人的責任；
當責任確定時，傾向於把失敗歸因於缺乏能力而非缺乏努力。
然而並非所有人在面對壓力都會習得無助，有些人會將此視為一種挑戰轉而激勵自己，該理論受到不同個體有不同狀況。
4.認知缺損
除情緒反應外，人們面臨重大壓力時也會出現認知能力的缺損，他們難以集中注意力，無法以符合邏輯的方式思考組織，容易分心不能專注。認知缺損也可能使人們採取固定的行為模式，無法考慮新的替代方案。例如：溺水的人拼命掙扎，使得自己更深陷苦境，而忘記能放鬆身體抑或是做規律地韻律呼吸；深陷火災的人不斷推門試圖逃離，卻無法打開向內拉開的逃生門而身陷火場。有些人會退化成童年時期的反應模式，謹慎的人會更加小心，反而因此退縮。
認知缺損主要出於兩個原因：
高度情緒激發狀態會影響干擾訊息處理，當面臨壓力越感到焦慮、憤怒、憂鬱，所造成的認知缺損越嚴重。
認知缺損也可能源自於面臨壓力時，腦海中盤旋的分心想法，我們會考慮可能採取的行動、擔心行動造成的後果，以及對於自己沒把事情妥善達成感到自責。例如：產生比賽焦慮的選手可能擔心隔天失常或是準備不夠。負面思考所引起的分心，可能使比賽時無法遵守指示或依身體去行動。
5.社會支持降低壓力與否
無論對社會支持抱持主要效果或緩衝效果的觀點，二者都假定社會支持與壓力是互相獨立的建構，兩者都被視為是健康、疾病、異常困擾或症狀的前置因素。但是Thoits (1982)、Munroe and Steiner (1986)認為社會支持、壓力、健康或異常等建構，在概念、方法學、與實證上應為複合性關係（compound relation）。
他們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社會支持與健康、幸福感是相互影響的
Turner (1981)針對加拿大的母親進行「縱貫式」的追蹤研究，發現時間一的心理幸福感，可以有效預測時間二的社會支持，時間一的社會支持亦可以預測時間二的幸福感。他使用「交叉延宕方格分析」法（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檢驗社會支持與個人幸福感的因果關係，所得結論和Syrotuik and D'Arcy (1984)的觀點相同，即社會支持可以預測個人的幸福感，反之亦是；因為個人心理狀況會影響社會支持的「獲得性」（availability）與「使用性」（utilization）。因此，他們認為兩者的關係應該界定為一種螺旋性的相互影響而非直線關係。
二、社會支持與生命壓力事件不是相互獨立的關係
許多生命壓力事件都包括社會支持的喪失，如婚姻破裂、喪失親人、失業或搬遷等等（Cohen and Wills, 1985; Ullah et al., 1985）；另外，從正常人母群隨機取樣的研究大都發現壓力與社會支持有關：高壓力與低社會支持經常伴隨出現（Parry and Shapiro, 1986）。Liem and Liem (1978)針對經歷美國三○年代經濟大恐慌（The Great Depression）的受試者進行追蹤研究，結果發現「失業」對於家庭支持有顯著的影響效果，有時是扺消，有時卻是提升。他們的結論認為壓力與支持的關係需要將原有的機械模式（mechanistic model）重新概念化，將壓力與社會支持視為穩定因素而對健康造成主要或緩衝效果的看法，轉變為兩者為相互決定、依賴、與反應的動力模式（dynamic model）。